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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畅:中国传统“尊道贵德”观念及其现实意义

来源:未知 作者:未知 时间:2019-01-04
  
“尊道贵德”(即尊崇道珍视德)这一命题出自《老子》(五十一章),它典型地表达了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精神。这一命题虽然是道家提出的,但观念久远,其最初源头是对天、上帝(神明)的信仰。中国远古就形成了一种对天和上帝(神明)的信仰,这种信仰具有约束人们行为的巨大威力。这就是清代叶存仁(1710-1764)所说的:“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后来有人又将其表达为:“举头三尺有青天。人可欺,天不可欺。”道家将这种对外在力量的信仰转向了对存在于宇宙万物本身之中的内在力量的“道”的信念。道家的“尊道贵德”命题提出后,得到了古代其他思想家的普遍认同。他们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从不同角度对这一观念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观念,并使之凝聚到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传统价值观的首要基本精神。道家提出的“尊道贵德”命题之所以会得到普遍认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表达了传统价值观的最本原精神,这种本原精神最初是在《易经》中得到体现的。《易经》所表达的就是天地人“三才”之道以及通过占卜问卦的方式顺应“三才”之道,特别是天道。不过,《易经》以及对易经所作的权威解释《易传》并没有明确提出和阐述“道”的概念。老子第一次对传统价值观的这一基本观念作了明确表达和系统阐述,并由此引起了春秋战国多家学派的重视和研究。“尊道贵德”这一古老传统观念含义深刻,意蕴丰富,影响深远,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需要深入挖掘和整理,值得大力弘扬和发展。
 
  一、尊道贵德观念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道”的概念比“德”的概念出现得晚,“德”字早在商朝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尚书》中大量使用了“德”的概念。《尧典》一开始就谈到尧的“俊德”,《舜典》中有“玄德升闻,乃命以位”以及“五典”(据《左传·文公十八年》,“五典”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说法,《大禹谟》有“惟德动天”的表述,《皋陶谟》还列举了“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周书·洪范》中更将“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列入作为西周“统治大法”的《洪范》,作为九章的第六部分。《尚书》中有“天道”的说法,如“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①。但在《尚书》及春秋以前的历史文献中未发现有对“道”的含义的界定和阐释,更没有将“道”与“德”联系起来。《周易》在解释恒卦时,谈到“天地之道”和“道”“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②。但这是《彖传》的言论,而《彖传》一般认为出自春秋之后。
 
  “道”的概念应该是春秋时期思想家一方面为宇宙万物寻求本原,以解释宇宙变化与和谐,另一方面为了给德这一价值论观念提供本体论依据而提出的。老子用了“尊道而贵德”,实际上已经将“道”与“德”联系起来了,而《荀子·劝学》中首次将“道”与“德”连用:“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③春秋时期,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诸家不约而同地重视“道”,讨论“道”,这表明中国传统思想从过去对“上天”(或“上帝”)崇拜,以上天意志解释“德”,转向了从作为宇宙本体的“道”解释“德”的重大转变。人们也开始由贵德而敬天转向了由贵德而尊道,从此也就有了“道德”的概念和观念。
 
  不过,先秦各家对道和德的理解并不一致,尤其是道家和儒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老子把“自然”、“无为”作为“道”、“德”的根本属性。“道”产生万物,“德”蓄养万物,从而万物莫不有其形,依各种形势而成长、发展。因此,万物都尊崇“道”而珍贵“德”。“道”与“德”虽然生养了万物,但对万物不加干涉,顺任万物自然生长发展,而万物对“道”、“德”的尊贵也是自然的。万物都尊道而贵德,人当然也应该如此。人对“道”、“德”的尊贵,就是要效法其“自然”、“无为”。
 
  《论语》中多处谈道,有两句话表达了孔子对道的极度重视,但关于道的思想主要是在《易传》中阐述的。《系辞上传》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④,认为一切有形体的东西都是“器”,而超出一切形体之上的抽象的东西则是道。孔子特别将天道与人道联系起来,以为人伦道义提供根据。⑤在人伦方面,孔子特别强调家道,认为家道正就可以定天下。孔子的这一思想为传统价值观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观念奠定了基础。孔子将天道与人道贯通起来的思想,在朱熹那里得到了系统的阐发。他将“天道”(道)与“天理”(理)等同起来,而把“理”解释为仁义道德。他一方面将“道”解释为“理”,另一方面他又将“道”与“德”沟通起来,认为得到此“道”就是“德”,“德”是“道”的必然体现,而这个道理是亘古不易的通则。
 
  虽然儒道两家对道和德的理解不尽一致,但他们都从本体论上把道视为万物的本原,而德是道的体现,是对道的“得”(即所谓“德者,得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认为人是宇宙的高贵者,应该识道、得道、行道,使自己成为有德(得)之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尊崇道,珍视德。具体而言,人之所以要尊崇道珍视德,在儒道两家及古代思想家看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第一,万物都尊道贵德,人作为万物之“贵”更应该如此。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⑥又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⑦老子的意思是说,万物莫不由“道”产生,莫不由作为道之体现的“德”蓄养,于是万物才有其形并依各种形势而成长和发展,所以万物都尊道贵德。《中庸》还对道作出了崇高的赞美:“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这里所说的“圣人之道”指的就是“道”,即由圣人所体现的道。《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记载:“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⑧黄帝的话是讲作为天地之道的阴阳,是认识万物之纲领,是事物发生、发展和衰退、消亡的根本,所以医生在认识人体、诊治疾病时,就必须尊崇并追寻阴阳变化之本。
 
  第二,维护人类社会秩序的一切规范都源自于天道自然。老子认为,宇宙间有四种可以称“大”的东西,即道、天、地、人。它们都遵循一定法则生存和运行,而这些法则的产生源自天道自然,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⑨。这是说人的法则源自地,地的法则源自天,天的法则源自道,道的法则则纯任自己而然、自然而然。按老子的理解,这里所谓的“效法”,应是对“道”的“德”,因而人的“德”来自天地自然,是“道”,所以人应该尊道贵德。《周易·序卦传·经下》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⑩这里说的也是社会的礼义规范源自于天地,它们实际上就是“道”之“德”,不崇道贵德,整个社会人伦秩序就会陷入混乱。
 
  第三,能否遵循道与德关系到人的吉凶福祸。《周易·系辞下传》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11)这里所说的“三才之道”分别是“天之道曰阴与阳”,“人之道曰仁与义”,“地之道曰柔与刚”(12)。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易经》这部书,至广至大,无所不包,无所不具,有天道的阴阳,有人道的仁义,有地道的柔刚。兼有天地人“三才”而两相重复,故成六爻。六爻就是三才之道,道变动不居,所以立爻以效法。爻有上下等级之别,这就是物。不同物之间的相互关联于是有了秩序,秩序有当与不当,于是就有凶吉产生。这实际上是说,人类遵循人道(仁义),而且人道必须与地道、天道相一致、相协调,社会秩序才会和谐,个人生活就会吉利,否则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个人生活就有凶险。《周易·系辞上传》又曰“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13)。这也是说阴阳是天道,如果天人相继之际,天降人受,人道承继天道,就是善的,就会有和谐美好,人依天道而成就事业则乃是人之本性。
 
  据《中庸》记载,在孔子看来,有德必定会有功名利禄,概言之,有福。有小德有小福,有大德有大福,人们要得福就得有德。他说:“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14)孔子在这里是以舜为例说明,他一生荣华富贵、高车驷马,就是因为他有大德。所以,培育德性就能得到优厚的待遇,反之败坏德性就会遭到覆败。
 
  此外,古代思想家尊道崇德,也因为在他们看来,远古的圣人都是如此做的。他们如此做,所以才成为了圣人,如今我们要成为圣人也必须像圣人那样做。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15)这是说,天之道原本是对有余的就减损些,对不足的就增补些。天之道减损有余的而增补不足的,而人之道则不是这样,它减损不足的而增补有余的,但人早已忘却了“天之道”,现行的人之道,有利于富者而有损于贫者。就是说,“天之道”有利于贫者,给他们带来宁静与和平,而“人之道”则相反,它是富者手中的工具,使贫者濒于“民不畏死”的绝境。那么,谁能够把有余的奉献给天下呢?只有有道之人,这就是圣人。圣人才能做到有所作为而不自恃其力,成功了而不居功,不想表现自己的贤能。老子又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16)这也是讲圣人尊德崇道的表现,即以无为处事,以不言来行教,顺应万事万物的自然生长而去创始,有所作为而不自恃其力,有所成功而不居功。孔子也说:“朝闻道,夕死可矣。”(17)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18)。在孔子看来,圣人为了追求道,生死都可以不顾,何况衣食的好坏,相反有志于道的人却很在意自己衣食,那就不值得和他谈道了。正是因为圣人历来崇道重德,所以其他人都应该向他们学习。
二、尊道贵德观念的主要含义
 
  在传统价值观看来,“道”包括天道、地道、人道,三者之间既有一种派生、包含、体现关系,又有一种本性相通的关系。一方面天道是根本之道,地道和人道从天道而来,其中贯穿天道,体现天道,但又与天道有所不同,地道和人道包含、体现天道,而人道还含有和体现地道。另一方面,天道、人道、地道之中有一种共同的道,天地人“三才”都包含、体现道,它是在道上相通的。这种道体现为天道就是阴阳,体现为地道就是刚柔,体现为人道就是仁义即道德。传统意义的道实际上是天道、地道、人道和一般意义的道的有机统一体,其核心是包含、贯穿、体现于“三才”之中的一般意义的道,即《老子》中所讲的道。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能把传统价值观的道仅仅理解为一道,无论是天道、地道,还是人道,尤其是不能仅仅将人道理解为仁义。因为人道离开了一般意义的道,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是形同枯朽之木的无生命的东西。这样来理解道,我们才能理解《周易·象传》所倡导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精神。“尊道”的“尊”含有尊敬、尊崇,而尊崇又有崇尚、崇敬,以至崇拜等意义。传统意义的“尊道”实际上意味着尊敬、尊崇天道、地道、人道以及一般意义的道,而核心是一般意义的道。这种道就是中国人眼中的终极实在,是中国人认识追求的终极真理,价值追求的终极价值。人们常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道就是中国人的信仰对象,至少在传统社会是如此。这种信仰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哲学信仰,它应高于宗教信仰。
 
  传统价值观所说的“德”是指对道有所得,即“得”。这种“得”不只是人在生命的过程中对道有所领悟、体认和践行的那种“心得”意义上的“得”,而首先是并主要是人在孕育的过程中生命就禀赋了道,是生命对道自然的获得,或谓之“天赋之得”。有生命就有这种“得”,人的生命本身就意味这种“得”,它是人人俱有的,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人正是在这一点上是人人平等的,也因为有这种先天的禀赋,所有人后来才有可能对道有所领悟以至得道。相对于这种“天赋之德”,那种对道的领悟、体认和践行之得,可称之为“人为之德”。
 
  如此看来,传统的“德”既是指人性中禀赋的道,也是指当人成为自主的人以后对这种道的自觉领悟、体认和践行。人的这种天赋之得,在传统价值观中被视为“性”。万物都被禀赋了道,所以万物都有“性”,在其他事物那里为物性或兽性,而在人这里为人性。万物中的性的本质内涵又被归结为“诚”,而“诚”在人这里就体现为仁义礼智信,特别是仁义。虽然古代有些思想家并不如此看,但主导观念是如此。“贵德”的“贵”含有贵重、珍贵、尊贵,作为动词,它有珍视、尊崇的含义,因而与“尊道”的“尊”含义大致相同。传统意义的“贵德”指的就是珍视、尊崇对道的得,包括“天赋之德”以及“人为之德”。在这两种德之中,前者是更为根本的,它是道的天然体现,或者说就是人之道。
 
  由以上分析可见,“尊道贵德”的本原含义就是尊敬、尊崇“道”与“德”。将“道”与“德”联系起来,就有了“道德”的概念,“尊道贵德”于是就有了尊敬、尊崇道德的含义,或者尊道贵德就是尊敬、尊崇道德。这里的“道德”,一方面有本体论的含义,即宇宙中万事万物本来都有道德,因而它们各自独立运行而整体和谐有序,否则宇宙就会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另一方面又有价值论或伦理学的含义,即人本来都有道德,因而人类也可以独立自主活动而社会和谐有序。
 
  然而,人和其他万事万物存在着一个重大差别,这是后来萨特所说的万事万物都“是其所是”,它的本质(规定性)就是其本性的体现,而且不会发生与本性的分离,而人“是其所不是”,由于人有自主性而其本质并不一定体现其本性,可能会发生与本性的分离。如此一来,万事万物的道德因为其本质与本性不会发生分离而不会发生问题,而人这里道德则由于其本质与本性会发生分离而会发生问题。道德一旦发生问题,那就意味着人的活动必定偏离道,偏离人的本性。如此,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就肯定不会和谐有序,宇宙也会因为社会的混乱使其整体陷入混乱(今天表现为生态平衡的破坏)。
 
  既然人偏离道必定会发生道德问题,那么就必须直面并解决这一问题,否则人类就无法生存,至少不能生存得好。古代思想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总体方案就是尊敬、尊崇道德,使人回归本性、回归人道,或者说以本性、人道或作为其体现的道德来规范引导人的行为,以至使人成为自觉按道德行事的人,即具有道德人格,并成为具有这种人格的人。
 
  在对道德的理解上,古代分歧最大的是儒家和道家的道德观。道家的道德观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消极道德观,主张“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19)老子在这里说明了为什么要“崇道贵德”的理由,这就是“道”与“德”不对万物加以干涉,顺任万物之自然。他这里是把“道”与“德”这样的品质视为“玄德”,即它产生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养育万物而不自恃有功,使万物成长而不为其主宰。这里所说的“玄德”,大致上是指深奥而常人不易理解的德,实际上指的是至德。
 
  该词最早见于《尚书·舜典》:“玄德升闻,乃命以位。”(20)说的是舜有常人不易理解的深奥之德,这种德上闻于朝廷,尧帝于是授予他以官位。老子可能是借用了《尚书》中的“玄德”一词指道的那种不易为常人理解的深奥之德。《庄子·天地》将这种“玄德”以隐含的方式用于说人。他认为,使万物从“混一”状态中产生的东西就是德,人善于修身养性就会返回这种德。这种德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就同于太初之时,这时心胸无比虚静,能够包容广大,与天地融合而共存。这种混同合一是那么不露踪迹,好像蒙昧又好像昏暗,这就是“玄德”,这就是它返回了本真而一切归于自然。
 
  先秦儒家对德的起源的看法与道家有些类似,在孔子、孟子以及《中庸》那里,都是从道、性那里寻找德之根源。在孔子那里并没有将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但到了孟子那里给性赋予了“仁义礼智”的含义,而且人的德不是要返回到这种性,而是要发扬这种性,使之充分发挥出来就能致圣。后来董仲舒更把“仁义礼智”以及他增加的“信”视为“出于天”,并牵强附会地将“五常”与“五行”匹配起来。这样虽然增强了“五常”的权威性,但同时使之更偏离了先秦儒家所认为的作为其根源的道和性。正因为如此,儒家不会主张至德回归自然,顺任万物。儒家关于至德有种种不同表述。孔子的“主忠信,徙义,崇德也”(21)应是儒家所主张的至德的典型表达之一。显然,这一表达看不出任何返朴归真的意味。
 
  先秦道家和儒家都认为,德来自于道,是对道的得,而分歧在于,人的德是回归到作为道之体现的性,还是要使性所体现的道发扬光大。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对现实社会人们道德状况的不满和忧虑。关于这一点,孔子多有论述。他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22)他这话的意思是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所以老天要让他来宣传教化,使人们尊崇和践行道。在孔子看来,不仅天下无道,而且天下丧德,人们为情欲驱使而不在乎道德。所以他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23)老子也认为,当时人们特别重视礼,这正说明是失道的后果。所以他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24)
 
  正是针对社会“无道”、“失道”导致的各种社会乱象,儒道两家都想找到一种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在道家看来,现实道德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现实的德(老子所谓的“人之道”)偏离了一般意义的道,所以解决现实道德问题的出路是回归到道。对于儒家来说,现实道德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道之体现的人的本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或者被遮蔽,或者被歪曲,于是解决现实道德问题的路径只能是让那种潜在的善良本性充分健康生长,从而克服其被遮蔽和被歪曲的问题。
 
  这一分歧是与儒道两家还存在着另一深层的理论分歧直接相关的。儒道两家都承认人有人之道、人之德,但对这两者的理解存在着重大差别。道家的人之道(人性)是与万物之道完全一致的,德也是与宇宙之德完全一致的,只是人之德不是像自然万物一样自然而然获得的,而是通过修身才获得的,尽管人之性是自然获得的。而对于儒家来说,因为它们将仁义礼智这些人为的东西赋予了人性或人之道,因而人性(人道)就与万物之性(万物之道)有了很大的不同。
 
  这种倾向在孔子那里就已经很明显。他虽然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25)、“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26)之类的话,但他并没有说明这里所说的是不是一般意义的道。而他在其他地方谈的道几乎都是指“天下之道”,即人道。如他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27)“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28)“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29)
 
  关于这一点,荀子说得更明白:“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30)荀子的意思是说,古代圣王的道,是仁的最高体现,因为他们是顺着中正来实现的。而所谓中正,就是礼义。因此,所谓道,既不是天道,也不是地道,而是人道。这种道就是君子所讲的道。后来的宋明理学,将仁义礼智信赋予天理或理(天道或道),那种天理显然不是天之理,充其量不过是人之理,已经与传统意义的天道完全是两回事。
三、尊道贵德观念体现的基本精神
 
  的确,儒家的道德观对道的理解逐渐人道化,实即仁义化,使道演变成了天下之道,而不考虑存在于作为万物本原的道,不考虑人道与天道(道)的内在关联,也不考虑对这种道的得。但是,从前面的阐述可以看出,在“尊道贵德”或者在推崇道德这一点上,儒家是与道家高度一致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传统价值观推崇道德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传统价值观相信道是宇宙、社会、人生的本原和主宰,是人的神灵,因此必须尊敬它、尊崇它。传统中国是崇道的国度,如同古希腊推崇“逻各斯”一样。人们相信,万物有本原,本原就是道;万物有本性,这就是道;万物有主宰,这也是道。对于这一点,前面已多有论及,正因为如此,《中庸》对“道”赞美有加:“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31)只不过这种道神秘玄妙,平常人通常无从知晓。“道之大如天,其广如地,其重如石,其轻如羽,民之所以知者寡。”(32)宇宙有道,万物才自然生长发展而和谐有序。尤其是,天下有道,不同国家、不同人群、不同家庭才共同存在而和睦共处。《管子》云:“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馀。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此谓道矣。小取焉,则小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尽行之,而天下服,殊无取焉,则民反,其身不免于贼。”(33)一般而言,宇宙万物因其本性源自道,而且自然而然地遵循道而有德,因而不存在问题。但是人与万物不同,人有意识和意志,可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因而可能发生失道、丧道的问题。因此,人必须尊敬道,维护道,践行道,否则国将不国,人将不人。“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34)
 
  其次,传统价值观相信道德不只是人为规定的社会规范,而是对“道”的“得”,是道的体现,它的源头在道而不在人和意志,更不是统治者的意志,因此德必须体现道。先秦各家对道的理解存在着较大差异。例如,法家就不赞成儒家主张的以仁为道,而主张以法为道。他说:“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35)但是,他们都相信道是宇宙、社会乃至人生的根本,道德不过是通过对这种道的“得”所形成的体现这种道的社会价值体系。道是道德的根据和本质,因而道德也应该体现道的要求。如果我们将道德理解为社会的价值体系(包括规范和导向两个方面),那么道就是元道德。
 
  道德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道,道是评判道德正确与否的终极标准和尺度,任何与道不相一致的道德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道德。传统中国人之所以信奉道德、推崇道德,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相信道德体现了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古代思想家要求人们不仅要知德,而且要知道。正因为传统的德被认为体现了道,所以道德在传统中国社会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以至礼制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相反它们都要体现道德要求,为道德的实现服务。当然,这种对道德的信念也常常被统治者所利用,他们有时打着道德是道的体现的旗号把自己人为规定而并没有体现道的所谓道德强加给人们。这是导致传统社会后期道德被视为虚伪的而为人们所唾弃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的发生实际上也表明,在人们的心目中道德应是道的体现,应有元道德作为它的支撑。
 
  第三,传统价值观相信道是客观的,需要人来识道,识道才能得道,得道才能行道,如此才能成圣,因此做人重在识道、得道、行道。在宇宙中,只有人能认识道,而且由于人有自主性而可能偏离道,因而人也需要通过认识道来掌握道、获得道。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36)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荀子认为,圣人知道人难免在认识上有许多问题,看到了蔽塞的祸害,所以他们不偏爱,不憎恶;不只看到开端,也不只看到结果;不光看到近处,也不光看到远处;不贪求广博,也不安于浅陋;不仅仅信传统,又不一味颂今。他们总是同时考虑天地万物中的各种因素,用一定的标准对它们进行权衡,所以他们能理清复杂事物的关系、条理,而不会使它们相互遮蔽。他们为什么能够权衡呢?原因就在于他们知道。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故心不可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37)他还进一步指出了知道的重要意义:“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38)
 
  在传统价值观看来,人得道才能在人生中获得成功,即所谓“知道,胜”;“不知道,不胜”(《孙膑兵法·篡卒》)。在荀子看来,“精于道者也,精于物者也。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39)。所以君子专心于道并用道来帮助自己考察天地万物。专心于道就能端正心灵,端正的心灵能洞察万物并得出明察的结论,如此也就可以掌控天地万物。荀子认为,古代的舜就是懂得道的人,所以他治天下不事必躬亲,天下治理得很好。所以他提出:“治之要在于知道。”(40)在传统价值观看来,人生最大的成就是成为圣人,而按照“内圣外王”的路线图,成为了圣人也就能够成为君主,至少就具备了王者风范。
 
  第四,传统价值观相信尊敬和尊崇道就是要按道的要求行事,因此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道,更不能违背它。在古代思想家看来道的要求就是“德”。“德”有自然万物之德,即道的要求在万物上的体现,这就是自然万物自发按照道生长、存在、运行;“德”有人类之德,即道在人类的体现,这就是人类的道德。人类的道德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人的品质的德性,二是作为人的行为规范的德行准则。古代思想家们对“德”的内涵理解不同,儒家将“德”理解为对人道的遵循,而人道包括“仁义礼智信”等等,而道家将德理解为对道(主要是指天道自然)本身的遵循,而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视为“失道”的结果。
 
  但是,古代思想家一般都要求按照德之本原——道行动,不能有所背离或违背。孔子对此多有论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41)又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42)“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43)这些论述都是讲道对人和社会的极端重要性,人必须按道的要求行事。在老子那里圣人即是道者,圣人的所作所为就是按道行事的典范。老子这方面的论述很多。他说:“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44)“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45)所有这些论述讲的是圣人为什么会按道的要求行事,圣人是常人的榜样,常人应当像圣人那样为人处事。
 
  道不是常人所能觉察、获得的,因而对于常人来说,所要注重的是按德的要求行事。只有忠实地修养和践行道德,才能逐渐识道、得道、行道。所以《中庸》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第五,传统价值观相信体现道的德,即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人必须通过道德修养来维护人之本性、人之道,而这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在孔子看来,德不仅对于人是最为重要的,对于牲口来说也最为重要。他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46)荀子在谈到人与万物的区别时所说的“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47),充分表达了人的道德对于人之为人的根本性的、决定性的意义。
 
  对于社会通行的道德,人们是不难认知的,但要使之成为自己的德性品质和行为准则那就需要修养。根据传统尊道贵德观念,人要通过道德修养来维护人之本性、人之道,从而维护人的尊严,其重要体现是有节操,有气节,有骨气。在尊道贵德观念看来,一般的道德修养只能使一个人成为君子,而一个人要成为圣人,则需要对道的修养(修道)。通过修养,才能知道、悟道、得道以至行道、传道,甚至殉道。道家讲的修养,其目的所指就是道,因而道家的修养不同于儒家。道家的修养是为了回归到道本身,而不是像儒家那样为了使一般意义的社会道德转化为品质和准则。当然,儒家也谈修道。例如,荀子谈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48)他这里讲的就是修道的方法。管子也论及修道。他认为,为什么道离人那么近,却没有人能够实行呢?问题在于人们往往舍近求远。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关注我们自身。通过观察万物来反思自身来体悟道、践行道。他说:“欲爱吾身,先知吾情。君亲六合,以考内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知养生。左右前后,周而复所。执仪服象,敬迎来者。今夫来者,必道其道,无迁无衍,命乃长久。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一以无贰,是谓知道。将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49)
四、弘扬尊道贵德精神
 
  尊道贵德既是传统价值观的根本观念,也是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精神,它充分显现了中华文化传统的民族特色。虽然自秦代以后在对道和德以及道德的理解上发生过“以理杀人”(戴震语)以及“愚忠”、“愚孝”等走向极端的重大偏差,但就尊道贵德这一古老观念本身而言,其基本含义和主要精神是合理的,并且它已经积淀为中国文化的真正基因和深层信念。辛亥革命后,尊道贵德观念随着传统文化被否弃而逐渐被淡化、被遗忘,这导致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根脉的严重损害。在我国进入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我们要守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就必须大力弘扬道尊道贵德观念这一中华文化的根本。丢掉这一根本,从一定意义上,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传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发展曾遭遇到诸多挫折,走过不少弯路,社会生活也曾长期处于混乱和无序状态。时至实行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但仍然存在着道德严重滑坡、人们精神家园荒芜、社会生活乱象不时发生等社会问题。导致一百多年来我国社会发展过程发生的各种问题的原因十分复杂,而忽视尊道贵德这一古老文化基因的传承和弘扬应是其中重要的,甚至根本的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面对我国道德滑坡的严重局面,许多学者以至普通人都认为,这是因为放松了思想道德教育导致的,因而不断呼吁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四十年来,我国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包含道德教育)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文件并不断采取强有力的举措。如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不断充实,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不断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课时也增加到了最大限度等等。应该说,我国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是今天世界各国绝无仅有的。不可否认,这些努力加上社会治理的加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严重的道德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得到了遏制以至消除。但是,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道德状况,还必须弘扬传统尊道贵德观念和精神,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道德体系,使之植根于天道人性,为它提供本体论基础。
 
  我国现行的道德体系主要是根据我国现实需要确立的,当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时,道德体系立即就不适应变化的现实,也丧失了它的规范力和指导力。而社会现实需要是不断变化的,因而道德总是落后于现实。显然,这种总是落后于现实的道德人们是很难信奉和遵循的。反观辛亥革命后的历史不难发现,我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体系如同政治一样,处于不断更替的过程之中,而且彼此之间没有关联性,甚至彼此对立,不同的道德观念和体系之间没有一以贯之的内在之魂。就是说,一百多年来我国的道德不是对道的德,不是根据对道的德确立的,而只是对现实需要的反应,是应景式的社会控制措施。这样一种缺乏内在之魂、缺乏形而上根基的不断变化的道德,只能从外面规范人们,而不可能扎根人心。传统尊道贵德观念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我们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道德状况,必须弄清作为道德之根的道,并立足于道来理解德,使道德真正成为有道的德。这种道是天人相通、天人合一之道,这种德则是对这种道的德,是道的体现,两者的有机统一就是道德。道德就是如何使人生(包括外在的行为和内在品质)具有体现道的德的那种要求。只有这样的道德它才能赢得人心、扎根人心,才能一点一点地达至完善,才能克服像今天的道德那样,今天的与昨天的不一样,明天与今天的不一样。
 
  有不少人将当代中国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归结为中国人缺乏信仰,而他们所说的缺乏信仰指的是缺乏宗教信仰。说中国自古以来大多数人缺乏宗教信仰,这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信仰。实际上,中国古代人们普遍具有信仰,只不过这种信仰不是宗教信仰,而是道德信仰,这种道德信仰就深深蕴涵在尊道贵德的观念之中。在远古时代,中国先民信奉上天和神明,但同时也推崇隐含于上天和神明背后的天道。先秦思想家揭示了作为上天和神明之根本的“道”,实现了世界本体从“天”到“道”的转变。于是,自春秋战国起,“道”实际上就成为了中国人的信仰,它是中华民族崇敬的宇宙本体,也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寄托。楼宇烈先生在2014年4月16日为北京大学学生作的题为《中国文化中的道与艺——由艺臻道,以道统艺》的报告中指出:“道”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甚至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某种意义上将之称为“道文化”也不为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任务是明道、行道、传道,其人生境界以求道、悟道、证道为根本。“离开‘道’,中国文化就失去了它的灵魂。”(50)实际上,在传统价值观看来,天与道是不可分的,天是道的载体,而道是天的本体,信仰道实际上隐含着信仰天。不过,信仰天相对而言比较朴素、直观,而信仰道更体现了中国信仰的哲学意蕴,更显示出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和个性。
 
  道在宇宙万物中的体现就是德,道需要德来显现,否则人就无法识道,因此道是与德不可分离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传统价值观将道与德联系起来,称为“道德”。如此一来,对道的信仰实际上就是对道与德的信仰,也就是对道德的信仰。道德并不是完全外在于人的,而是在人这里达到统一并达至完美。这就是将体现道的人性充分发挥出来,这就是德。对于传统价值观来说,天道与人心是一致的、贯通的。对道德的信仰本质上就是对人应有的道德的信仰,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信仰。对于传统价值观来说,道德就是中国人所应确立的信仰,信仰道德就是信仰作为宇宙本体的道,就是信仰作为道之载体的天,就是信仰与天道相通的人性,信仰充分体现人性的道德。因此,中国人的信仰就是道德,它隐含着以天、道及其在人身上体现的人性,它是天、道、性、德的有机统一,概而言之就是道德。传统价值观特别强调道德信仰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如果没有这种信仰,人不仅没有了精神家园,无以在世上安身立命,甚至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传统价值观强调“修身为本”,强调“成性成人”,强调“内圣外王”,实际上都是以对道德的信仰为前提和基础的。说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没有信仰是不正确的,因为古人有对天、道、道德的信仰,但说当代中国人信仰存在着动摇甚至缺失的问题应是符合事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是一个事关中国人民精神生活乃至整个生活幸福的根本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甚至可以说根本途径,就是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中吸取灵感和养分,而最为直接、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弘扬古老的“尊道贵德”观念。
 
  大力弘扬传统尊道贵德观念,并不是简单地把传统的道、德及道德观念照搬到今天,而是“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51)。今天要尊崇的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道,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世界谋大同之道;今天要珍视的德是体现这种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德,它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和社会的大德;今天要尊崇珍视的道德作为社会的价值体系则是实现上述道与德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个人品质特性。
 
  注释:
 
  ①(20)《尚书》,顾迁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页,第24页。
 
  ②④⑤⑩(11)(12)(13)《周易》,崔波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3页,第383页,第436页,第436页,第410页,第417页,第362页。
 
  ③(30)(37)(38)(39)(40)(47)(48)《荀子》,安继民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页,第101页,第368页,第368页,第372页,第368页,第135页,第369页。
 
  ⑥⑦⑨(15)(16)(19)(24)(44)(45)《老子》,李存山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1页,第111页,第79页,第145页,第50页,第111页,第95页,第84页,第150页。
 
  ⑧《黄帝内经原文》第5章(阴阳应象大论),黄帝内经网,http://www.huangdineijing.com/.
 
  (14)(29)(31)《礼记》,李慧玲、吕友仁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6页,第252页,第271页。
 
  (17)(18)(21)(22)(23)(25)(26)(27)(28)(36)(41)(42)(43)(46)《论语》,齐冲天、齐小乎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3页,第73页,第183页,第68页,第144页,第74页,第237、238页,第244页,第270页,第237页,第71页,第130页,第206页,第221页。
 
  (32)(33)(49)《管子》,姚晓娟、汪银峰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0页,第225页,第230页。
 
  (34)《孟子》,宁镇疆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
 
  (35)《韩非子》,李维新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34页。
 
  (50)楼宇烈:《离开“道”,中国文化就失去了它的灵魂》,2018年3月13日,中国孔子网,http://www.chinakongzi.org/dajiatan/201803/t20180313_174450.htm.
 
  (51)习近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0页。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01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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